号称台湾书店街始祖的新高堂，创业过程其实也是历经坎坷。

 

日本在日清战争（甲午战争） 获胜后，二十五岁的村崎长昶经过亲友辅佐，于一八九五年以一个“陆军省雇员”的身份来台湾，在总督府内处置土地买卖的工程及注销业务。

 

志不在小官场的村崎长昶，很快就辞职并在石坊街（今衡阳路）挂起“村崎事务所”招牌，包揽些小工程，做些不动产的买卖租赁，事业小有成就。不过纵横商场难免杯觥交织，惹得老婆很不满酒肉厮混的人生，频频催他换一行。

 

村崎的人生果真在一八九八年来了个大转弯，以“新高堂”为名做起办公文具、运动器材的买卖。初始获利不甚理想，一年只赚三百圆，但他的生意鼻曾经闻到书的财气，一九〇〇年二月更名“新高堂书店”，停业额日渐攀高。

 

等到一九〇四年时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屡传海战捷报，台湾跟着吹起新闻热风。内行的要看船期、外行的陪看繁华，不论内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争睹时局。战争财宛如水银泄地来到：初始仁川海战大胜报道传来，官民热狂，不期竟有数百人汇集，在市内游街高唱万岁。日俄战争杂志每期进货前预定单已先杀到，五百本或一千册皆不敷供给，十五钱订价喊卖二十钱也霎时售磬。（《记忆をたどって：八十年の回忆録》，页56-57。）

 

他赌对了人生牌局的最关键一手。杂志热潮带动书本生意，村崎的书店成了黄金之屋。卖书的获利，村崎长昶从不讳言“全数投入购置不动产”，很快累积了商业资产及政治头衔：台北市会议员、台北商工会议所议员、台北书籍商组合长、台北信誉组合长、台北中央市场取消役、东海自动车会社取役……。

 

这个时分，书店街虽有一撇，但还不成气候。

 

一八九八年新高堂开店之初，左近也开了几家同业，有名的像是并木书店、欧亿3登录注册 太阳堂书店、城谷书店。不过之后十年间，却纷繁偃旗息鼓。本来小有范围、也获得小学校教科书特许的并木书店，突因家庭变故而歇业；太阳堂书店原本要增资改建，后来方案遇挫就一蹶不振到关店；而号称台湾日文书店始祖的城谷书店，以出版情色报道的《花柳粹志》及浅显小说而享艳名，也因店员盗用公款而一夕倒闭。

 

幸而不久，文化堂、杉田书店两家艋舺的日文二手书店搬来，城内勉强算是群聚了几家书店。文化堂与杉田书房都在西门街（今衡阳路一段），间隔新高堂不到一百米，不过范围远逊新高堂。战后，两家书店随着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，今天只能勉强看到黑漆的砖壁与剖半的山墙。

 

所以一九〇〇年代的台北，书店街尚未真正成形。几家书店各做独门生意，卖的书固然不是清末书斋那种私塾册、日用书，但层次也不太高，主力是教科书，其次是时势杂志。

 

还有，绝不能遗忘这里是殖民地。总督府一九〇〇年就公布《台湾出版规则》管制本地出版品，日本输入的书刊也要检阅，一切不利统治者的行动一概禁入。熟习政商的新高堂主人岂敢捋总督府之须？进书前必由村崎自己严选，因而思想成份也一定浓稠。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台湾文化先觉林衡道，回想他年轻的新高堂：

 

入门显着的中央摆满浅显杂志和文具，至于极少量文学方面的书籍，以及其他教科书之类的书籍，都放置在后面不显眼的角落。

 

这些浅显杂志，第一畅销的是激进派综合杂志《キング》（KING），其他就是《妇女俱乐部》、《主妇之友》、《少年俱乐部》、《少女俱乐部》、《少女之友》之类的教养刊物。村崎的慎重，至一九三〇年代照旧。不要希冀在这里买到矢内原忠雄那本痛快的《帝国主义下的台湾》，也不要希冀看到自在派或社会主义的政论杂志《中央公论》及《改造》。不光是引见佐藤春夫〈殖民地之旅〉、大鹿卓〈野蛮人〉的内容看不到，实践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饭，偶然几期经过检阅摆上柜子，反而稀奇。

 

思想，一定真的豪放。

 

村崎的生意脑也在一九〇五年转进出版，作风一以贯之：“检阅须安全、内容讲适用，批判思想敬谢不敏。”

 

出版的创业作品《领台十年史》就有配合政令的滋味，而且邀到后藤新平作序，展示非凡人脉。其他像是《台湾警察要论》、《台湾皇民链成讲演》，也不不测是新高堂的作风。出版的主力，不不测就是考试参考书、地图、绘叶书（景色明信片）。不久总督府再招标全台小学校教科书特约供给商，新高堂一如预期又当选。托新式教育之庇荫，新高堂日愈兴旺，还包揽到台北帝大、台北高校、医专的图书采购业务，称霸台湾教科书市场。

 

新高堂这种包揽采购业务的书店，怎样够格作为重庆南路的思想先锋？的确，一九〇八年之前，不只新高堂的书店格局不开放，台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锁。纵贯铁路固然曾经开通，但若由新高堂往东南西北走去，不出几百米都会撞到城墙，真实不是活动的空间。

 

＊作者苏硕斌，现任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、台大台文所教授。林月先就读于台大台文所硕士班。本文选自作者与高传棋、凌宗魁、欧亿3平台 钟淑敏、林明瀚合着的《台北城中故事：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漫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