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全世界鼓舞踏入2020年时，香港无法同样欢庆。那晚在旺角，人们聚集于街上、地铁站外，悼念过去一年来离去的死者，当跨年倒数开始时，他们高喊：「10、9、光、复、香、港、时、代、革、命！」
7分钟后，港警发射催泪弹，香港在衝突中为新的一年揭开序幕。
当时，作家邓小桦在旺角街口，被催泪弹击中左眼角，眼镜碎裂、脸上血流不止；她的际遇，只是这一年来港人生活的缩影，自反送中运动开展以来，街道无时不瀰漫著烟雾、喊叫，东方之珠的面貌，泰半都跟衝突紧紧联繫。
但衝突毕竟不是街道的唯一面向，邓小桦背后有个计画，是香港文学馆今年出版的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，邀集54位作家书写记忆中的香港街道；作为香港文学馆总策展人，对邓小桦来说，人们对生活空间的记忆，与身份认同紧紧相依，也是反抗的基底。
20200210-香港作家邓小桦10日接受《风传媒》专访，图为她主编的《我香港 我街道》一书。（卢逸峰摄）
由香港文学馆在2020年出版的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，当中集结了54位作家的「街道记忆」。（卢逸峰摄）
从处变不惊到愤然抵抗 香港艺文圈的10年转变
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以记忆书写城市，背后的脉络，要回溯10年以上。2003年，香港与中国签订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係安排》（CEPA），转型以旅游作为主要经济结构，自此沧海成桑田。邓小桦回忆，过去香港宛如「比较寒酸的芝加哥」，灰灰冷冷，欧亿测速注册充满了7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，但在国际化趋势来袭、国际品牌陆续进驻后，都市更新开始出现，铺子、旧街区被改建成高档商场。
「可以让流浪汉、OL或厨师午休出来抽菸、比较平民的地方，都要拆掉，但当整个地区变高档时，大家的生活也没变好，许诺的生活要变好，其实只是美丽的糖衣。」邓小桦说。
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，香港街头往来行人稀稀落落。（美联社）
反送中运动加上武汉肺炎疫情袭来，香港街头不似以往那般人声鼎沸。（资料照，美联社）
香港在2006、2007年，分别因天星码头、皇后码头面临拆除，改建为道路与商业大楼，而引发对空间、文化的保留运动；也是在那几年，她与韩丽珠、谢晓虹等人，一同创立了《字花》杂志，除了专注于文学的推广外，也开始专注公共议题。
其实当时的时代氛围，并不如此关注议题。邓小桦指出，过去大部分作家，认为空间的转变就像季节一样寻常，「当时有些文学前辈会说，东西改变是很自然的，就用文学来留住记忆，但我们说不是自然的，是人为的，可以透过制度的改变来影响，现在12、13年过去，比较保守的前辈也会喊：『这是政府干的，他们都是为了钱！』到现在这已经变成共识。」
20200214-双月刊字花杂志成立于2006年。（取自字花脸书）
双月刊字花杂志成立于2006年。（取自字花脸书）
彼时不仅文学界，包含音乐、剧场、舞蹈、装置艺术等艺文界人士，不少也加入保育运动，快速以此作为创作，邓小桦说，过去都市空间发生改变，感受大多是私人的，「像我常躲的铺子没了，以前这是我自己的忧鬱，但06、07年后，就觉得这不只是个人情感，还有集体的回忆、对生活的想像。」
如此的记忆值得被纪录，邓小桦后来于香港文学馆，担任总策展人，文学馆并在2015年，以《我街道，我知道，我书写》为计画，召集文人书写土地。
殖民政府边缘化、中国政府打压「香港文学始终是私人的」
有趣的是，计画开始之初，其实没人要写大街道，「等了好久才有人写弥敦道，香港大家会绕开大街道，都是跟自己记忆相关的东西，可以说不是很有野心，不是说我要写香港最重要的街道、这篇文章会很多人看、会传世。」
「香港文学始终是比较私人的，用私人角度去讲，不是国家大事，除非是写了很多年的少数作家，才比较有为地方做传的意识，香港作家还是个人性比较重一点。」邓小桦谈到，像刘伟成就是一个为地方做传的例子，他很有经验，从年轻时就不断写街道，自己有比较强烈的写作谱系。
20200210-香港作家邓小桦10日接受《风传媒》专访。（卢逸峰摄）
10日接受《风传媒》专访，香港作家邓小桦认为，「香港文学始终是比较私人的」。（卢逸峰摄）
邓小桦认为，文学在香港始终是私人的，这个原因在于殖民地身份，「而且是外国殖民地，所以香港比较体面的语文其实是英文，很多菁英会说：『Sorry，我中文不好。』这是个光荣，表示英文比中文好，中国知识份子则常觉得是媚外、媚俗、很商业化的社会。」
过去英国政府对待文学的态度，邓小桦说是所谓虚静，「就是让他们边缘化，不打压也不批判，你还是可以读到这种文字，但让你觉得这是无权、无势、无财的东西。」
邓小桦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香港文人变得不相信公共，感觉私人的东西比较真实，而回归后也没改变过，反倒变成粤语受到打压；他也指出，《我香港，我街道》的原名是《我街道，我知道，我书写》，连用了3个我，这样私人的呼告，也对香港文人大有激励作用。
以城市稀释国家！香港本土认同由下而上、在抗争中萌发
将54位作家思绪从街上带回，自然就呈现了54种面貌，有的引经据典，也有的写童年回忆，门口的粥麵摊、谈天的冰室都在文字裡重建，而作为2015年开展后的计画，示威自然也成为一种记忆，水砲、布袋弹在字裡行间，依然暴力凶残。
说著邓小桦细数文人旧识， 董启章、韩丽珠、李维怡、李智良、廖伟棠等人，早就有对社运的书写经验，而如余婉兰、查映岚等人，也擦边成了社运参与者，「因为这太大了，整个社会结构现在你不反抗，你不是正常人。」
20200210-香港作家邓小桦10日接受《风传媒》专访。（卢逸峰摄）
香港作家邓小桦细数，许多香港艺文界人士都有参与社运的经历。（卢逸峰摄）
「雨伞我们也有很多街道经验，之后又有返送中，我们对街道的经验又有不同了，完全不同的规模。」邓小桦谈到，香港的身份认同，常是在危机裡产生，「这很奇妙，本土认同不是由上而下，而且是由反抗者带头的，虽然有长期的土壤，但是是由反抗来激发。」
「我是反民族主义者，我喜欢香港是因为他是个城市，不是个国家、不是个民族。」邓小桦说，香港虽然8成人讲粤语，但基本上是混杂的社会，每个人来自的地方不太一样，「香港是个城市，不是一个国家，他是用来稀释国家的，我们在07、08年讨论时，是用城市代替国家来讨论，后来有些文化人把城市论带到中国去，让城市的独特性出来，来替代民族国家 。」
香港雨伞运动是许多香港年轻人接触社会运动的起点。（AP）
在2014年爆发的雨伞革命，是许多香港年轻人接触社会运动的起点。（资料照，美联社）
「所以香港有什麽独特？这就是它的反叛方法，它不反叛吗？它很反叛，oe欧亿注册但它反叛吗？它的反叛也不是那麽明显，不是直接的对抗，很迂迴，可能会很用脑筋，当然现在看到是比较直接的对抗，所以我觉得香港也已经到达新的阶段，大家很努力在找国际性的参照。」
没有真相、无法表述 反送中的真实痛苦靠想像宣洩
在以城市稀释国家的过程中，共同记忆自然是重要养分其中，「你要记住共同的气氛是怎样，而且它很真实，它有无法化约的真实。」
「反送中是个无法present、蒙面、无名的运动，你遭遇的事情不能讲，跟你出生入死的人，你找不到他，它的压力很大，这种状况很接近真实，得不到真相，但很接近真实。」她谈到，如许多年轻人在过程中意外身亡，往往无法调查出真相，「但你就觉得他一定是被杀死的，非常痛，这就是真实，真实就是我们为他的死很痛苦。」
在创作书写上，她也指出反送中的独特性，远比过往的运动都更强，「因为消息流通不完整，没办法从公共渠道得到完整真相，其实很多人的想像力，是被过大的激发，真相被淹没后，很大程度是靠想像。」
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延烧（AP）
香港作家邓小桦指出，香港反送中抗争独特性远超过去任何运动。（资料照，美联社）
但她也指出，除了想像外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真实，「每个人都有真实的感受，都是走著就遇到催泪弹，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，所以创作蛮多的，很不同。」
从自己的角度看来，邓小桦认为，这些既私人又真实的文字，可以跟公共进行沟通，也相信有朝一日，大众能够理解这场运动，「因为它是真实的，只要我们继续讲、继续看、继续听，连成一个共同体，他就能被广泛的理解，因为共同体中，相互理解的能力是很强的。」
「学习挖掘白色恐怖般的真相！」她：是作家该做的事
邓小桦也同意，如今街道上的经历，确实在人们心裡留下创伤，街道是私人又公共的空间，儘管在她心中，公共是美好的，但2018年以后，众人对公共的信念已然崩溃，缘由是政府做得太差，以及资源争夺以后，人们习惯把东西藏起来，加上反送中始终无法得知真相，人们对公共的信念，恐怕要很久才能重建。
从10多年前投身社会参与，到如今受伤挂彩，邓小桦也感慨，「以前示威真的很美好」，她露出苦笑，说过去抗争，对抗警察常常要静坐好几个小时，衝突前还有空看书，「现在就是到了（示威现场），还没开始就放催泪弹，不用带书、也不用看，书包裡都放防毒面罩，哪有位置放书啊？中了水砲书就完蛋。」